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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社区“进化论”
调查说明:
《上海壹周》联合一调网针对上海地区开展的社区问卷显示,在500多名受访者中,25.1%的样本经常参加社区活动,57.4%的人偶尔参加,还有17.5%则从不参加 。
文/壹周记者 卢晓欣 杨扬 摄影/壹周记者 王雅敏 部分由采访对象提供 图/IC
学者们定义了理论上的社区、房产商规划了理想中的社区、美剧迷看到了外国人的社区,可我们只生活在现实中的社区……究竟有谁能说清楚,在社会高速变化着的今天,我们和社区的关系,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?
“管家”:管理,并服务
物业公司、街道居委或更高的政府部门,都是社区的“管家”。从最初的管理为主,到如今的强调“为民服务”,无论是刚推出的“西瓜地图”、因食品安全问题而尝试的“早餐样板店”还是上月发布的“社区风险地图”,都更突出实用性。
“西瓜地图”的创举
对于最近大热的“西瓜地图”,凉城街道城管科的工作人员应翠娟最初的设想出奇简单——要把管辖区域里的秩序和卫生搞好。“每年夏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西瓜摊摆出来,他们各管各,看哪里有空就放哪里。”作为主管辖区沿街和马路秩序的城管科,每年这个时候,应翠娟都要面对这一大难题。尤其这两年,西瓜贩开始改用卡车车载随处随停的销售方式,“你一整治他就开走,转个圈又回到原地。”
这种无管理的状态往往会导致摊位脏乱差、影响交通、短斤缺两。即使如此,来自街道的以驱赶为主的管理方式,也并不获得社区居民的支持。“他们需要卖西瓜,而居民需要买西瓜。”不少中年和老年居民向街道反映:“买其他东西可以上超市,西瓜又大又沉,一路拎回来吃不消。”
“西瓜地图”由此产生。凉城街道委托社会第三方组织进行统一管理,在辖区内非主干道设置20个西瓜销售疏导点,所有点上都有统一的“西瓜地图”标志,配置统一垃圾桶,经营期从6月初起至9月15日。“我们设的点一般都在小区门口,如果有的小区大门沿交通主干道,那就在偏门或者后门设点。”应翠娟介绍,目前基本上每2-3个相邻小区就有一个西瓜贩售点,管理人员对西瓜销售人员填写并核对有关信息,记录有车牌号、车主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码、西瓜产地、西瓜数量等资料。“居民的诉求很简单,买的瓜质量有保证,不短斤缺两,如果不好能找到人换,也能有地方投诉。”由于每车西瓜都有详细记录,购买居民如遇到问题,管理方可以追溯到具体售瓜人,“这样消费者买得方便,管理起来也比较容易。”“西瓜地图”的成功使得最初并没有想太多的应翠娟有了更多的想法,“居民觉得这个西瓜点举措很好,他们也会提议,比如你们可不可以有‘早点地图’?或者修车点?还有鞋匠、裁缝铺这些最好也能跟社区配套。”
安全、还是安全
在食品安全敏感的当下,虹口区三角地菜场“清美早餐样板店”的开张,无疑是受到欢迎的。“传统的‘四大金刚’最红,油条一天大概可以卖掉1500根左右。”该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。据统计,开张一个多月来,该门店的销售额保持在每天5000多元,双休日高达7000~8000元。这个数字,足以证明附近居民对于安全早餐的需求量。“这家店是政府层面搞的,食品卫生问题总归可以放心咯。”一位从附近小区赶来吃早饭的梁先生说。这天,他买了一副大饼油条、一碗豆浆,“有那么点‘老味道’。”
油是海狮牌,每天更换,不重复使用;油条不加明矾,用的是蛋清;面团则由专门的中央厨房统一配送;大饼、油条和粢饭糕单价全是1.2元。一家早餐店能提供这样的“安全、低价早餐”,是因为有虹口区商委的扶持——比如租金优惠了50%。“如果按最初的经营状况估算,这家店每月要亏损1万元左右,所以除了早点,现在还卖面食以增加营收。”相关负责人希望能继续得到政府的扶持。
除了关心食品安全,还有人身安全。上月,杨浦、徐汇、松江的五个小区绘制了各自的“社区风险地图”。这张地图上,分别用红、橙、黄、绿标出不同的危险源:消防栓位置、社区周边的医院、派出所、应急疏散集合点和疏散路径等,包括围栏、高压点、河浜之类的安全隐患点,也有明示。“在台湾、日本,很多居民家里备有逃生设备,也有演习,现在政府能重视小区的安全隐患是好事,希望不是做做样子。”宅男Eason说。
据了解,今年底前,这份地图会在上述三个区做到全覆盖;5年内,“社区风险地图”将覆盖本市所有社区,最终形成“全市风险地图”。
物业“尽力而为”
保安、保洁、维修、停车几乎是每个物业公司最主要的工作内容,也往往是投诉的主要方面。“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做到,但是每个小区又有自己的特殊性,有很多事情在处理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。”上海市原卢湾区某小区物业公司陈经理告诉记者,“比如说小区停车,市中心很多小区在建设的时候没有地下车库,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,矛盾就来了。”而一旦停车有问题,物业公司就成为被指摘的对象,“我们只能想各种办法,比如和附近的商务楼合作,白天我们空的时候让一部分车位给他们,晚上他们那里空了让一部分给我们。”“希望居民和业委会能了解《物业法》,那么有了矛盾也有法可依。”从业多年的顾先生称,物业公司的管理和服务正趋向规范化,“但有时碰到问题,我们要按正常的流程走,业主却觉得你在拖拉,不满意。”
比如去年底有个业主家里渗水,想粉刷一下外墙。“合理的程序是,业主先向物业公司申请,由我们打报告给业委会,他们同意修缮并动用‘维修基金’,盖章,再由我们联系外面的施工队。但这一过程需要时间,业主不满意,我们也很无奈。”
这些属于常规工作,除此之外,物业公司还要根据小区特点,尽力拓展其他范围。“我们小区是商住两用混合型的,商用的那幢楼需要解决员工午餐问题,我们就想办法将属于物业公司的底楼部分承包给餐饮业开食堂,在质量和价格上把关和监督。”陈经理说。这个举措不仅解决了商用楼需求,连带小区内居住楼的居民也跟着受益。
这个“社区餐厅”分套餐和小炒两部分,由住在附近的两个年轻人接手打理。“小炒味道很家常,从10元到25元不等,两三个人吃蛮实惠的。”小区居民程诚夫妇是这里的常客,“以前恨不得住回学校,天天吃食堂!”而现在,“下班回家不高兴做饭,就直接过来吃,碗都不用洗。”对于物业公司的这类举措,他俩是欢迎的。
业主:从“不关心”到“变强势”
1991年,以“业主委员会”为名称的中国第一个业主组织诞生于深圳。但它只是一个由政府、物业服务企业策划和监控,由几个业主组成的“小组”,第一要务是为生存“谋钱”。
2003年,《物业管理条例》出台,第一次提出“业主大会”这个协会组织概念,并且把“业主委员会”定义为“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”。从这时起,业主们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组织。
2007年,《物权法》出台,更从人大立法高度确立了业主大会的法律地位。
业主委员会,受牵制,在成长
“我做物业的十几年来,感受变化蛮大的。以前业主对自己的权利不关心、也不懂,现在却非常关心,甚至强势。物业对小区的服务程度、保洁程度,一系列收支问题,如贴广告的费用、停车费、物业费等等,业主都很在意。我们每半年要提交一份收支明细给业委会审核、敲章。”前蓬莱家园的物业经理吴先生说,业主的“觉醒”,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沈女士就是作为业主代表,联合社区居民,最终在业主大会上“踢”走了物业公司。
事情的起因是居民楼内电梯的故障。“电梯已经4年没进行年检了,每次坐电梯都能听见‘嘎吱嘎吱’的响声,电梯上贴着的年检单子都是复印件,上面是4年前的年检日期。”就在沈女士居住的这幢楼内,一台电梯由于故障迟迟没有维修,导致几个月都只有一台电梯运行。“每天到了上下班高峰时间,挤啊,等啊,物业公司就说知道了,但是没人来修。”
在业主大会和物业公司几次交涉无果之后,大家决定在根本上解决问题——炒了物业公司。“不仅仅是电梯的问题,还有很多其他问题。”沈女士向记者例举,“小区内共有3个出入门,但是总坏,物业公司也不修,谁都可以随意进出。”据她介绍,光是小区居民的电动车和自行车就丢了几十辆。此外,小区绿地的私占、滥用也长期无人管。
但踢走物业公司进行得并不顺利。除了物业公司本身的抵抗,业主大会还遇到来自街道居委会的阻力。“物业公司始终认为业主大会的投票没有居委会的参与是不合法的,而居委会一直都站在调解的立场。”尽管不少业主抱有“居委会和物业公司串通一气”的想法,但沈女士有另外的看法,“对抗并不是最好的方式,我们的社区架构比较复杂,所以有时候是需要变通和协作的。”
最终,今年5月,沈女士所在小区的业主大会成功“炒掉”物业公司,“对于下一家物业公司,业主的选择尤其谨慎。”
论坛维权,集众人之力
今年初夏之前,28岁的外企员工陆茗从来没想过去上小区论坛。在他看来,房子只是用来住,社区自然会由物业或居委会管。“反而是买房之前,在搜房网上看自己小区楼盘的业主论坛比较多。”对陆茗来说,那更像是另一种途径的购房资料聚集地。“当然,里面也有很多托儿,并不能全信。”对于这种真实性打折扣的论坛,陆茗并不介意,“买房子,每一种信息渠道都是半信半疑,需要看更多的来加以判断分析。”
这种看法在陆茗拿到房子后产生了根本变化。
虽然购买的是该楼盘三期的期房,但由于前两期刚刚交付使用,所以这个小区基本上还是一个未入住的全新小区。在拿房带来的最初欣喜过后,陆茗开始发现各种问题。首先是小区内各种装修队鱼龙混杂;然后是物业公司和街道、派出所以及各种有关部门相互勾结;然而最严重的,是小区内的群租现象频出。“物业公司坐视不理,保安形容虚设,有关部门相互推诿。”
在经历了多方投诉无果后,陆茗想到了业主论坛。类似群租这样侵害整个小区业主利益的情况很快得到了响应。“基本上没有反对声音,一个提议或者号召,只要客观上可行,大家都会同意。”此后,陆茗参加了两次由业主论坛发起的售楼处示威,“这个楼盘后面还有房子要卖,我们在售楼处拉横幅肯定会有影响。”虽然这样的示威并不能立刻解决问题,但此后相继几次执法力量的介入让陆茗们看到了希望,“有些事情不是立竿见影,但一定要去做,而且只能业主自己去做。”
现在,陆茗并不满足于搜房网的业主论坛,“那只是一个‘二手’平台,自己的社区,必须有最紧密直接的业主委员会。”根据相关规定,业主委员会必须在居委会指导下成立,“不少小区因为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相勾结,怕业主委员会炒了物业公司,就多方阻扰,迟迟不让业委会成立,这种先例已经有好几个小区发生过了。”虽然前景堪忧,但陆茗并不放弃,“如果能够尽快成立,我会争取成为其中一员。”他很肯定地说。</p><p>“网上社区”,虚幻且真实
随着年轻业主群的逐渐庞大,网络成了他们发表意见、交流邻里感情的主要平台。那些生活十几年都不一定认识的邻居,在论坛上一互动就熟了。而到了微博时代,了解自己周围几百米内发生的事,可能都是通过网络。“我曾经看到有人因为刚买了澳洲酒,就在小区论坛发帖求红酒知识,立马有两个懂行的回帖,没过多久,帖子就显示三人已经聚在一起喝了起来,这就算认识了。”通常只“潜水”不发言的上海女生小卉直叹神奇。
上海莘城论坛的版主“飘雪腊梅”举例:“社区之前有发生过入室盗窃的案件,大家会在论坛上互相安慰、提建议,怎么做好防护措施。后来物业也想了很多办法,给小区安装电网,一步步在改善。我觉得论坛让所有的邻居团结起来了。”“春申景城”的小区论坛如今已发展有七八百个会员,该论坛版主认为,业主通过网络把负面情绪发泄出来,反而有利于现实中社区关系的和睦。“你愤怒的时候,需要大家跟你一起愤怒,然后你会慢慢地意识到需要理性思考,需要解决问题。”一位业主说。
而街道居委也开始跟上业主的步伐。凉城街道目前已推出了官方微博,“让居民第一时间了解各种街道信息,此外还能收到很多居民建议。”工作人员称。天山路街道也从去年起开发网络平台,“方便年轻人在网上和街道交流。”
Q&A问答
你会参与小区事务吗?
参加过一次。去年夏天某晚,我们这栋楼的楼长阿叔“咚咚咚”敲门,通知每家派代表去活动室开会。爸妈要看连续剧,就硬让我去。到了那儿,一屋子全是老人啊,我很尴尬地躲在最后。阿叔阿姨们说些什么没听清,反正和我没啥关系。坚持了几分钟,最后带着一身蚊子块回家了。——小卉,外企财务
我在上海是租房住的,基本一两年就换一个小区,几乎不和居委会打交道,最常见到的就是房东吧。况且,小区的活动连业主也不一定参加,像我们这样的“外人”,更不高兴去啦。——麦可,在读MBA
我爸是业主委员会的,我们家不自觉地就会关注社区事务多一点。有时候看到楼下车乱停,回家就“告状”:“爸,停车要有规定的吧?”我妈更关心环境问题,经常建议修整小区绿地或者出台遛狗居民细则什么的。最近业委会好像比较注意高空抛物的事情。参与业委会要付出很多精力,都是在业余时间无偿参加的。要是哪天我爸不想干了,我会考虑接替他。——猫猫,公务员
房子正在装修,现在还没住进去,不过我老婆已经想好了要去竞选业委会。她平时在家工作,时间比较自由。参与小区事务还在其次,她主要想做一个小区“官方”的网络平台,比如微博什么的。这样,就可以找到附近跟她一样每天不用坐班的人,一起跳操逛街喝茶,其实她就是为了玩啦!——陶李,金融从业
LINKS 链接
全球社区面面观
美国:协作为上
在美国的社区建设中,当地政府起了重要作用。而社区的决策也涵盖了从街灯设置到铺设人行道的交通安全、维修绿化以及社区公园等各方面。所有管理计划的制定都基于居民的意见。</p><p>日本:自我约束
日本的许多城市中心都热闹非凡,但在社区,“热闹”和“喧嚣”都销声匿迹,有时让人感到静得出奇。在社区管理方面,日本更重视个体的“自律”。</p><p>瑞典:和谐相邻
大多瑞典小区对居民有严格“限制”,比如晚上九点后不准用吸尘器,晚上十点后不准用洗衣机。这些虽不是法令,但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公德而被广泛接受。闹得太出格的人,会被邻居告到小区物业处;屡教不改的,很可能会被房东请出大门。
德国:社区“配套”
德国没有居委会,其小区物业的职责分为两大块,一方面是接洽房屋买卖和租赁业务,一方面是负责小区常规的检查和管理工作。如受业主委托,物业公司还负责其水电暖等设施的检查和维护工作。
新加坡:有章可循
新加坡地小人多,大多公寓都是临街而建。根据规定,发展商必须将不少于40%的土地用作花园、风景区以及其他娱乐健身设施,从而保证小区居民拥有一个结构合理、温馨舒适的居住环境。
生活:出家门,进社区
《绝望主妇》里的紫藤街成了剧迷心中社区生活的范本,现实中的社区关系,会那么亲密吗?
全职太太团:忙碌在社区
每天清晨,把小孩送去幼儿园之后,王文琦的社区生活便开始了。这天,她早晨9点半相约邻居们一起学包粽子,中午给小区里的外国太太上课,下午外出,到点了再赶回来接孩子……身为全职太太,她的一天紧凑而充实。
2009年8月,从父母住的老式小区搬入天山河畔花园后,王文琦的居家状态发生了很大改变。“当时刚生产完,宝宝断奶送去托儿所后,我不想回去工作,倒是趁空考了几张语言证书。”正好小区原来的沪语班老师(也是全职太太)没空了,就让她来教。
天山河畔花园小区有个著名的“全职太太俱乐部”,眼下约有100多位成员,组成四个部门:培训部、教育部、策划部和活动部。王文琦是活动部里“睦邻教学点”的成员。“这里算比较新的小区,老人不多。现在的房价大概4万多一平方米,能买在这里的家庭,太太不工作的比例也就高了。”她解释,这里全职太太多的另一原因是外国人多,“先生被外派到中国工作,房租由公司付,经济上宽裕。加上外籍太太拿的是‘就业者家属’签证,也不能工作,所以外籍的全职太太非常多。”
王文琦的沪语课安排在每周三上午9:30~10:30,一班15人,台湾太太占到了绝大多数。“她们不是为了真的能说,而是想了解上海的文化。”于是课外,她便带着太太们“游学”,去七宝老街听听上海话,去东方明珠下的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看看老文化,师生邻里关系非常融洽。
在这个年轻的小区,白天、尤其上午的课程最为丰富,文化班多达十几个,甚至吸引了附近小区的太太来参加。“我们这儿有个教肚皮舞的太太很有名,还有邻居的朋友从古北、淞虹路赶过来学的呢。”此外,“太太厨房”会每周教一个新菜,而书画、茶道、摄影、编织班的老师也都是年轻人。“全职太太的资源蛮丰富的。”
上周端午节,小区居委找了阿姨用上海话教太太们包粽子,一群人嘻嘻哈哈热闹无比。居委会的宋小姐还告诉记者,最近有些日本太太主动提出想开日文班,下一步可能要落实这事了。
全职太太们不太干涉小区物业、管理之类的事务,重心落在小孩和生活上。
日本有“主妇联盟”的传统,几十家甚至几百家主妇联合起来共同采购,可以鼓励或要求农业生产者进行有机耕种。这是团队的力量。
在天山河畔花园,这种“团购”通常以小群体的形式发生。一些在活动中认识的太太们,以日、韩籍为主,会互相交流打折信息,约好四人一行打车去较远的大卖场或铜川路买东西,然后再一起在外吃个午餐,车费餐费全部AA,把钱用到点子上。
“外国人的社区概念确实比我们强,他们更愿意融入社区,了解彼此的文化。有时墙上贴的中文告示老外看不懂,他们还会特地去居委会问呢。”这是王文琦的体会。“在爸妈住的小区,大家没事不会和邻居沟通,除非出大事了来关心一下。在这里,邻居不是出事了才出现。”
小区去年10月还在天山中学办了场运动会,有100多个家庭参加,一切筹备、执行、现场安排都是全职太太在负责。她们深感自豪。
每年春秋两季的跳蚤市场,则是另一项盛事。“邻居们交换多余的东西,场面非常红火。大家主要换的是小孩玩具、婴儿推车和看过的儿童书——有国外原版的。这些比较有价值。因为外国家庭很多都有两三个小孩,玩具一大堆。”
王文琦坦言,住在这里的生活便利性不高,“买菜要走15~20分钟,去超市必须打车。”但这份独有的社区文化,令在家的日子丰富而充实。
足球男人帮:足球带动邻里关系
在上海大学附近,有这样一群男人:他们来自上大社区足球联盟的队员们周边的四五个小区——学林苑、当代高邸、经纬城市绿洲、众望城、祁连新村,他们平时的工作各行各业,原本互不相识。但因为爱踢足球,他们自发组织每周一次的训练,自创了网站,设计了队服,平时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。他们还给这支足球队起了名,叫“上大社区足球联盟”。
“上海大学的球场每周末对外开放,大家经常在一起玩就认识了,然后是朋友介绍附近的朋友来,后来就组了队,每周踢球聚会。”家住学林苑的“队员”吴翔告诉记者,“上大社区足球联盟”成立已有六七年,现有成员四十多个人,“一个小区大概有四五个人”。
为了联系众人、通知联盟的最新动态,球队领导之一、平时喜欢做点视频的任恺,建设了一个“官方”网站,展示球队照片、发布信息,“现在的主要功能其实是每周的考勤记录。”
上周,记者在网站上看到最新的记录是:“6月16号参加训练的注册队员30人。请假队员13人。没有队员无故缺勤,请保持良好的考勤纪律。”
“我们这个社区球队每两年要换届的哦,改选‘领导’,由大家报名参选,其实就是为大家服务啦。”吴翔一一道来,“有人负责联系球场;有人负责球队的纪律考核,谁迟到谁请假;有人负责球队洗衣服,整理踢球器械;有人负责足球社区网站建设;还有人到了年底联系酒店吃年夜饭。”一人管一项,真是分工明确。
其中,无故缺席者要罚款20元。这只是象征性地处罚,因为到年底吃年夜饭的时候,这些罚金会买成奖品供大家抽奖。
“我觉得比较辛苦的‘领导’还是管洗衣服的。”吴翔描述着男人踢完球后的那副模样,“他每个礼拜都要负责把大家的衣服带回去洗好晾干,这是长期的活儿,关键还一身臭。”虽然要洗的只是套在运动服外面的区分队友的背心,也够烦的。
现在管洗衣服的是黄一华,衣服是他老婆帮忙一起用洗衣机或送去干洗店洗的,产生的费用由“联盟基金”支付。老黄人很和善,“喜欢足球但水平较差”,就算队友们爱拿他开玩笑,他也不生气。但在日常工作中,他算是满厉害的角色,高薪、日语很棒。
踢球的男人有时火气比较大,会吵架甚至动手——推搡两下。一般这时候,几位“领导”就会出面两边劝一劝,再请客吃顿饭、喝杯酒就算了。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不容易,真翻脸了就不好了。
全职太太团是女人结缘,带动家庭的邻里关系,足球男人帮则是男人带动。
“我们每年都要一起吃年夜饭。”吴翔说,“球队过年要踢‘贺岁杯’,上午踢球,晚上聚餐。聚餐时还有节目表演、游戏抽奖,很热闹的。”此外,这帮男人平时会一起打台球、斗地主;夏天喝啤酒、冬天吃火锅;遇到天气好的时候,大家还拖家带口一起出去采草莓摘葡萄……关系越走越近,年纪也越来越大。
“其实踢球只是一种方式,关键能让住在附近的大家有个放松交流的平台。”队员们说。工作生活在魔都,大家压力山大,住在附近的朋友又少,通过“上大社区足球联盟”,可以认识很多人,可以找到臭味相投的好友。
他们偶尔也会聊聊心事。“男人交流的话题都很私密的,哈哈。”吴翔开玩笑说,“很多兄弟都是我们这些年看着谈朋友、结婚、生孩子的。”
因为工作在各行各业,大家也会盘活资源。做旅游的就帮忙联系包车集体去郊游;做医疗器械的,可以和有需要的兄弟的公司谈生意;队里还有个开出租车的,大家去机场都会找他,让自己人赚钱;老黄的老婆是附近幼儿园的“家委会”主席,谁家的孩子在幼儿园里有什么事就都会去找他……在强调“私人空间”的当下,他们却实践了“远亲不如近邻”。
本文转载自《上海壹周》电子版
http://www.weeklysh.com/News/ArticleShow.aspx?ArticleID=12337&PageID=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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